当天朝会，胡亥就下了罪己诏，宣布退位。
“……吾本是先帝少子，宠溺优渥而不知事。吾德不及兄扶苏，吾之操亦不及兄矣。内吾不能如兄之谏先帝，外吾不能如兄之善边事。但是听高之言，行之逆者，乃立为帝。今吾从之李斯、蒙毅、王贲等之言，吾乃知德不配位，其祸大焉！故我释位，使有才之兄以为帝，必不使秦祸矣……”其诏很快通告天下，扶苏也在十日后接到了从咸阳加急送来的消息。
扶苏捧着竹简，细细读着上面的每一句话，心里的大石一点一点的落下。秦王政三十七年，我，扶苏，活了下来了啊！
蒙恬和甘罗在一旁看到扶苏面露喜色，知道公子即将即位大统，纷纷恭喜扶苏。
蒙恬率先说道，“如今拨乱反正，公子不日启程回京，只是这北方边事，公子如何安排？”
扶苏早有腹稿，“今六国毕，天下一不过十有一年矣。天下百姓苦于战争纷乱四百年，现在肯定盼望一个安定稳定的盛世。当修生养息，发展民生，慢慢消化六国之民。北方匈奴无法朝夕而灭，当继续筑长城而守藩篱。待天下归心之时，便是匈奴覆灭之日。只是委屈大将军独自在上郡驻守。”
“为君效力，仅此而已，无需多言。”蒙恬俯身便拜。
“唉唉唉，使不得，吾还未登基，受不得此大礼！”扶苏急忙扶起蒙恬。
见到这一幕，甘罗打趣道，“好一个君臣相睦。”
扶苏也跟着开玩笑，“甘卿不打算过来将相和吗？”
“哈哈哈。”三人相视大笑。
第二天，天蒙蒙亮，扶苏还在帐中被下人们服侍穿衣，就接到了右相李斯与朝中大臣的联名请愿，希望扶苏速速回京登基，正好可以赶上十月初一的正旦节，即新年。
扶苏哑然一笑，“催得可真急。”
甘罗卷上竹简，笑道，“朝中事务繁忙，不可一日无君，李斯作为左相有些事也不能一言定堂，还望公子早做打算。”
扶苏疑惑，“先帝在时，每次巡游江南便将左相带在身边理事，右相冯去疾在朝中留守，亦可处理朝政。难道现在国内出了什么大事？”
甘罗坦言，“左相因为遗诏立储一事首鼠两端，导致其在朝中威信大幅度下降，处理政务起来并不得心应手。”
“哦，原来是需要吾来给他撑腰？”扶苏打趣道，“那今日便启程回京！”扶苏也归“心”似箭，草草定下。
在蒙恬的安排下，扶苏在五百锐士的护卫下，顺着驰道——上郡道直线返回咸阳。
驰道是皇帝的专用车道，皇帝下面的大臣、百姓，甚至皇亲国戚都是没有权利走的。如今扶苏已经算是大秦的皇帝，自然也能从这条路返回咸阳。
路上扶苏与甘罗同乘一车，扶苏见左右无人，便问出了这些天一直思考的问题，“儒之‘礼、乐、诗、书’当真无用？法度完备，则果真无需‘仁、义、礼、智’？”
甘罗了然，说道，“不知陛下以为人性善恶？”
当朝左丞相李斯曾从荀子，而荀子又是“性本恶”的坚定支持者，很难说清楚之后李斯转投吕不韦门下是否受了“性本恶”的影响。
扶苏皱眉，作为后世深受儒家教义的他自然认为人性本善，但是却说道，“性本恶。”
“若陛下真以为性本恶则不问矣，如此回答岂不信我？”甘罗有些傲娇。
扶苏失笑，“吾以为人性无所谓善恶。”
甘罗继续傲娇，“无用之答。”
扶苏只好表述了自己的观点，“善恶如阴阳一般俱为一体，若阴盛阳衰则阳入地下，秋冬之时也；若阳盛阴衰则阴伏长日，春夏之时也。”
后世对于人性善恶的论证早有定论，只是想要解释一些专业名词有些困难，扶苏也是想了好久才想到用阴阳来解释。
“所谓‘孤阴不长，独阳不生’若无善何来恶，若无恶则何又是善。故吾以为无所谓善恶，乃后生矣。”
甘罗细细品味着“孤阴不长，独阳不生”这句话越来越觉得深秒，不由地感叹，“陛下神明！”继而问道，“陛下以为人性非天生乎？”
扶苏反问道，“甘卿少年天才，是生而知之乎?”
甘罗沉默。
扶苏突然想到了更好的论证，出自东汉《孟子题辞》的经典故事，“甘卿可知孟母三迁的故事？”
甘卿眉头紧锁，“臣寡闻不知。”
或许是真的不知道，孟母这个故事也是在儒家逐渐繁盛的汉景帝时期才记入典籍。
扶苏缓缓讲道，“孟子幼时，其舍近墓，常嬉为墓间之事。其母曰：‘此非吾所以处吾子也。’遂迁居市旁。孟子又嬉为贾人炫卖之事。其母曰：‘此又非吾所以处吾子也。’复徙居学宫之旁。孟子乃嬉为俎豆揖让进退之事，其母曰：‘此可以处吾子矣。’遂居焉。”
甘罗少年天才，听完自然就知道这个道理，索性单刀直入，“陛下以为当重用儒家？”扶苏的老师正是当世大儒淳于越，受到儒家思想颇深，性格宽厚仁义。若改革内政，施行政策恐怕会以“仁”为中心思想。
扶苏面露难色，欲言又止，“可秦以法治国已有六代矣，若轻易改弦易张恐朝堂混乱。”
甘罗沉吟许久，试探性的说道，“何不儒、法并重？”
扶苏兴致一下子就上来了，知道重头戏来了，看看这个时代顶尖的人物会提出怎样的见解，“何也？”
“子曰：‘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’子又曰：‘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’可见孔子并不否定‘刑’，而是认为‘刑’在‘礼乐’之下，只要上者身正，民就会‘不令而行’。”甘罗缓缓而侃。
甘罗继续说道，“若仅微言大义，儒家所倡导的仁，不可不谓精妙深刻，而甚空用，并不切实。孔子的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’并不能改变齐国陈桓专权的现象，孟子的‘与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’和‘若夫成功，则天也，君如彼何哉？强为善而已矣’并不能挽救滕国灭亡的结局，只有修身行义以俟天命的道德崇高与悲壮。”
扶苏深以为然，就连宋儒也感到了孟子的“无谋”，朱熹《四书集注》引杨氏曰：“孟子所论，自世俗观之，则可谓无谋矣。”虽然杨氏进而从“理”的高度肯定了孟子，但在最现实、最紧迫的生存问题上，孟子的确难免“迂远”之讥。
“若以法为内，儒为表，则既形上之‘仁’，亦可保法。”虽然甘罗还是有些鄙夷儒家，但是还是终于说出了扶苏最为期待的话——外儒内法，秦以后两千多年奉行的法度。
扶苏并不对甘罗的鄙夷有多感冒，儒家果真如此大义，就不会有后世那一批“水太凉”的所谓士大夫。现在他只想把一些东西拉到他比较熟悉的进程上去，至于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就有些太极端了，扶苏希望给一些中国先秦时期本土的思想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。至于“百家争鸣”那也不现实，毕竟屁股决定脑袋。
但是扶苏来到这个时代后，恶补了一下法家知识，了解到法家中比较冷门的一支，泼冷水道，“此不为‘齐法家’之道？”
齐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在齐国形成的法家派系，区别于秦晋的西方法家，被称为东方法家。齐法家既重术、势，又重法、教。齐法家主张“富民”、“商德保民”。就“礼”而言，齐法家主张“礼、法兼容”。齐法家在强调“法治”的同时，还重视“礼”“义”的作用。然后就“刑”而言，齐法家主张“宽刑省禁”。
甘罗惶恐，“非也。儒家重伦理，法家重事功。儒家之‘仁’高于‘刑’，法家之‘法’亦高于‘礼’。齐法家虽重‘礼乐’，仍不及‘法’。臣以为二者当并重。”
这就是儒家和法家的根本区别，互相认为自己的核心思想高于一切。扶苏并不满足，继续问道，“孟子曰；‘鱼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’甘卿，若两者可以得兼为何孔子未能在齐国立足？”
“天下并争于战国，儒术既黜焉。”甘罗补充道，“齐国晏子认为：‘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；倨傲自顺，不可以为下；崇丧遂哀，破产厚葬，不可以为俗；游说乞贷，不可以为国。自大贤之息，周室既衰，礼乐缺有间。今孔子盛容饰，繁登降之礼，趋详之节，累世不能殚其学，当年不能究其礼。君欲用之以移齐俗，非所以先细民也。’若择其善者而从之，亦可大用。”
“商君谓性本恶，须知人之恶，治当以恶治善则强。商君以为少赏，为爱民，则民死赏；增赏，轻其刑罚，为君不爱，民不死赏。如此，民必以仁义为草芥，凡事皆当以利为先，若无利则必不死。等到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之后，天下人皆无忠志仁义之士，君臣父子之间再也没有忠孝，如此之世不可为之。”
“善！”扶苏大喜，“吾之有甘罗，犹鱼之有水也。”
【作者题外话】：由于一些原因，前面四章需要大改一下，希望读者大大们理解。
